臭名昭著五十年:转基因伴侣草甘膦的前世今生
2018-03-04 07:55:05 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作者:可持续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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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主权按
近年来,不少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大事都与草甘膦有关。作为全球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除草剂,草甘膦在2015年被世卫组织定为2A级“对人体可能致癌物”。2017年,美国各地60多位农民因为暴露草甘膦导致恶性肿瘤非霍奇金淋巴瘤,起诉孟山都。一种致癌物为何会偏偏被农药公司选中,作为除草剂使用?这篇“草甘膦简史”近期由美国反转组织“去毒计划”和“可持续脉搏”联合发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草甘膦在1961年被人工合成时 ,是作为一种清洗锅炉管道的除垢剂来使用的,可是后来却被孟山都当作除草剂使用。虽然美国环保署在1985年就将之定义为C类致癌物,可是孟山都等公司为了让抗农达转基因作物上市,竟然能让环保署将其致癌性降级。不过,草甘膦的毒性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禁绝草甘膦。让我们联手,呼吁监管部门回应公众质疑,全面停用草甘膦!
翻译:邓尧文 校对:马齿
正文
“去毒计划”(Detox Project)与“可持续脉博”(Sustainable Pulse)网站在九月六日完成并发布了首部“草甘膦简史”。草甘膦目前是全球最广泛应用的除草剂,这份简史标出了草甘膦臭名昭著历史中的若干重要事件。
1961:美国斯托弗化学公司(Stauffer Chemical Co.)取得草甘膦专利,把它注册为一种除垢剂和螯合剂。
由于它具有强大的金属螯合特性,草甘膦最初作为除垢剂被用于清洗住宅与商用热水系统的管道和锅炉里面的钙与其他矿物沉淀。
除垢剂是有效的金属粘结剂,能通过结合钙、镁和重金属来使得金属可溶于水,继而能被轻易去除。(是metal water)
1970:孟山都的科学家约翰•弗朗茨(John Franz)发现草甘膦具有被用作除草剂的功效,并由此获得了专利。
1974:孟山都使用商标名农达(Roundup)将草甘膦投入市场。
1982:孟山都致力研发抗农达(Roundup Ready)的转基因作物。同时,来自卡尔基因公司(后来被孟山都收购)的科学家卢卡•科迈(Luca Comai)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1985:美国环保署(EPA)将草甘膦列为C类致癌物。
1985年2月11日,美国环保署下属的“毒理学分部临时委员会”(The Toxicology Branch Ad Hoc Committee)首次注意到了草甘膦的潜在致癌作用。在3月4日发布的共识审查意见中,委员会一致同意将草甘膦归为C类致癌物。根据美国环保署,C类致癌物的定义是“有潜在证据表明可能致癌”。
1985:孟山都尝试说服美国环保署,草甘膦并非是一种潜在的人体致癌物。
乔治•列文斯卡斯(George Levinskas)博士在1971年加入孟山都,并成为“环境评估与毒理学部”的主任,他在上世纪70年代试图掩盖多氯联苯的致癌风险,在事件中起关键作用,这种化学品在今天已经遭到禁用。
在1985年的4月,他在一封公司内部信件中写道,“由于在雄鼠身上发现了肾腺瘤,环保署的高层正在审查一个将草甘膦归为C类“人体可能致癌物”的提议。 马文•库什纳(Marvin Kuschner)博士将会审查有关肾脏切片,并向环保署递交评估报告,希望能让这个机构相信所观察到的肿瘤与草甘膦无关。”
1985:1985年的夏天,孟山都成功地研发出能耐少量农达的转基因矮牵牛作物,“但是尚未能达到可以耐受农民喷洒除草剂剂量的一般水平”。
在当年十月,科迈的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然而,科迈和孟山都两个团队仍然无法将研究成果商业化。
1989:孟山都与阿斯格罗(Asgrow)公司达成交易,要把抗农达转基因作物商品化。
1989年,阿格拉斯多(Agracetus)、阿斯格罗和孟山都三个公司达成了交易。在此之前,孟山都以当时既有的遗传工程技术,很难将抗农达基因转入到市场上最具商业价值的作物里面,比如玉米和大豆。
阿格拉斯多提供了一种名叫基因枪(gene gun)的新方法。为了将这种方法应用在大豆上,阿格拉斯多与主要的大豆种子公司阿斯格罗进行了洽谈。由于他们都需要一种可以转入大豆的基因,这两家公司又找到了孟山都。孟山都为他们免费提供了抗农达的基因。
1991:美国环保署将草甘膦的分类从C类“可能有致癌风险”调整为E类,即 “无人体致癌性的证据”。
在1985年被认定的草甘膦C级致癌分类,被美国环保署调整为E类,这意味着“没有人体致癌证据”。不可思议的是,这项针对草甘膦评级的改变与孟山都的研发第一个抗农达(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发生在同一时期。
1992:杜邦先锋公司(DuPont Pioneer)向孟山都支付抗草甘膦基因的专利费。
杜邦先锋一次性支付了高达50万美金的费用,以取得在其大豆中使用把孟山都抗农达基因的永久专利。孟山都的利润将全部来自于农达的额外销售额。
1996:抗农达大豆上市
抗农达大豆首次由阿斯格罗和孟山都合作推向市场,而杜邦先锋也单独推出同类产品。
在1996年,也就是美国商业化种植抗农达转基因作物的第一年,草甘膦使用量只占全部农用除草剂市场的3.8%(在1995年是2800万磅,约1270万千克)。
2007:草甘膦成为美国销量最高的除草剂,使用量超过了位居第二的除草剂莠去津(Atrazine)的两倍。
据美国环保署报告,截至2007年,农用草甘膦的使用量在1.8亿-1.85亿之间。在环保署存有销售与使用统计的20年间(1987-2007),草甘膦使用量的增长比其他任何除草剂都要快得多。在2007年达到的8160万-8390万千克的用量,超过了使用量第二的除草剂的两倍(莠去津,7300万-7800万磅,约3310万-3540万千克)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草甘膦除草剂成为了迄今为止在美国最广泛应用的除草剂。
2010:孟山都取得草甘膦作为抗生素的专利。
这项专利引发了公众对草甘膦潜在隐患的极大担忧,其危害包括杀死有益的肠道细菌所导致的免疫系统受损等。
2012:塞拉里尼(Gilles-Eric Seralini)教授的研究报告出炉,揭露了低剂量草甘膦除草剂和转基因作物所带来的危害。
2012年,法国教授吉尔斯-埃里克•塞拉里尼发表了著名的毒性研究,这份研究发现,饲喂含有NK603抗农达转基因玉米或者含农达饮用水的老鼠出现了严重的肝脏与肾脏损伤,而这些转基因玉米和饮用水里草甘膦的相应含量都在许可范围之内。
这并非是第一个证明草甘膦除草剂对健康可能造成伤害的独立研究,但这是一个引起最多关注的长期研究。
2014:草甘膦的使用量在美国进一步飙升。
自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之后,截至2014年,草甘膦的使用量在美国增长了9倍,在全世界范围内增长了15倍。
到2014年,根据美国国家农业统计局(NASS)的统计,全国农用草甘膦年平均使用量增长至约2.4亿磅(约1.088亿千克)。美国农业部(USDA)、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和美国环保署发布数据表明,自1974年草甘膦除草剂首次使用以来,其总量中惊人的一大部分使用(2/3)发生在过去十年。
2015: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草甘膦归类为“对人体可能致癌物”(2A级)。
这项评级的根据是来自人体患癌的“有限(limited)证据”(来自实际使用中发生的接触,也就是以草甘膦为主要成分的配方农药)以及动物实验中的患癌的“充分(sufficient)证据”(来自针对“纯”草甘膦的研究)。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同时断定,有“显著”证据证明草甘膦会带来基因毒性,包括“纯”草甘膦以及草甘膦配方产品。
2016: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公布美国人尿液草甘膦残留的检测报告,其中有93%的样本含草甘膦。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所实验室开展了一项特别的公共检测试验,发现仅在 2015年的初期检测阶段就有高达93%的尿液样本呈阳性。
这项尿液与饮用水检测研究由“去毒计划”(The Detox Project)组织,并委托“有机食品消费者协会”(Organic Consumers Association)协助开展。
2016:在众多美国的流行食品中检测出惊人水平的草甘膦。
“现在需要食物民主!”(Food Democracy Now!)与“去毒计划”两个机构在2016年11月宣布,在美国多种热销食品中都能检测到惊人的含草甘膦含量。
测验项目发现在通用磨坊的麦圈和蜂蜜坚果麦圈、家乐氏玉米片、葡萄干麦片、加糖玉米片、百事公司的多力多滋农场玉米片、乐之饼干,史黛西的简单纯粹皮塔饼和其他更多的知名产品中都含有惊人水平的草甘膦。
2017:突破性研究显示低剂量农达可导致肝脏疾病。
伦敦国王学院的迈克尔•安东尼奥(Michael Antoniou)博士带领团队进行试验,经同行评审并发表在《自然》杂志中。 实验采用前沿的分子表达谱法,记录了雌鼠在超过2年投喂非常低剂量的农达除草剂后肝脏的分子组成变化。实验使用的农达草甘膦剂量比各国监管者所允许的水平要低上千倍。这项研究发现这些实验动物出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
这项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首次显示了摄入实际环境暴露剂量的草甘膦与一种严重疾病之间的因果联系。
2017:孟山都与美国环保署的内部通信曝光了它们在三十多年来处心积虑掩盖草甘膦毒性的事实,这些通信文件来自美国加州农民关于草甘膦致癌的诉讼案件。
公司内部电子邮件显示了孟山都如何与美国环保署密谋来淡化草甘膦的安全问题, 而且,孟山都已经承认了农达/草甘膦可能致癌并对人体健康造成其他伤害, 同时,孟山都也不遗余力打压塞拉里尼教授的研究。
(参考信息略)